善用法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（面对面）

　　去年3月，潘某花上万元购买假冒“五粮液”“青花郎”各1箱后，提起诉讼要求店方“退一赔十”，索赔超10万元。经一审法院审查，潘某近三年来在重庆不同区县长期、多次购买高档白酒，并提起40余起“退一赔十”的诉讼，索赔金额累计近500万元，其行为超出了普通消费者正常的投诉举报行为范畴，可以确认其职业打假人身份。（3月27日红星新闻）
　　职业打假人索赔10万元的新闻，像一面照妖镜，映出了舆论场的荒诞分裂。一边是售假者的肆无忌惮，一边是网民痛斥打假者“知假买假居心不良”。这种“造假者逍遥、打假者挨骂”的奇观，恰似纵容纵火犯却指责消防员救火太积极。
　　污名化职业打假人的声浪中，藏着扭曲的价值天平。上海某超市因职业打假人举报下架2300余件问题商品后，消费者投诉率骤降67%；广州食药监局41%的食品安全线索来自职业打假群体。这些数字本应成为市场净化的勋章，却被某些人曲解为“投机者的战绩”。这种逻辑的荒谬性，堪比指责啄木鸟治虫是为了赚取树皮的提成——在假货横行的丛林里，我们难道要靠商家的良心发现来净化市场？
　　法院表示，根据《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下称《解释》）相关规定，“知假买假”者有权主张“退一赔十”的惩罚性赔偿，但赔偿的计算基数应以“合理生活消费需要”为限定。这个逻辑其实就是反对“职业打假人”。如果“行为正义高于动机揣测”的法治精神落不了地，那么，就会变成“抓小放大”的局面，对于维护法律尊严、市场秩序和群众利益，可以说是弊大于利。
　　值得玩味的是道德双标的把戏。普通消费者买到假货时，舆论高呼“严惩奸商”；职业打假人索赔时，却被扣上“敲诈勒索”的帽子。这种分裂恰如既希望有人清扫街道，又嫌环卫工扬起的灰尘弄脏了皮鞋。北京某电商平台引入职业打假人作为“神秘顾客”后，三个月下架假货1.2万件，客诉率下降53%。事实证明，当啄木鸟与护林员形成合力，蛀虫才不敢在光天化日下啃食市场的躯干。
　　破解污名化困局需要重构认知坐标。建立职业打假人备案制度，划定食品、药品等重点领域，让“职业捕手”在阳光下作业；推行“赔偿金提成”机制，将打假收益与市场净化效果挂钩，使正义不再依赖“用爱发电”；更需监管部门把职业打假线索视为“市场体温计”，对高频被举报企业实施穿透式稽查。
　　那些挥舞道德大棒的人或许该想想：当你买到毒豆芽、假烟酒时，是期待“完美圣人”从天而降，还是接受“带刺的守护者”？我们需要的不是道德完人，而是更多握紧法律武器的“瑕疵斗士”。毕竟，市场的清白从不靠造假者的良心发现，而要靠啄木鸟的喙与制度的火把共同守护。当职业打假人被口水淹没时，真正举杯庆祝的，是那些躲在阴影里勾兑假酒的黑手。（文/李蓬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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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市场清道夫”到“道德靶子”，谁在模糊打假的是非线？